庞惊涛
作家蒋蓝的《蜀人记——当代四川奇人录》，通过深度介入、还原和揭示 13 位当代蜀人的精神世界，“彰显了一种超越名利，尽一人之力与命运掰手腕、呵护生命的挚爱与尊严”，完全可以成为当代蜀人精神的最新注解，成为当之无愧的“为当代蜀人找魂”的代表之作。
由于《蜀人记》的写作，综合调度了散文、随笔和思想断片等非虚构笔法，又率先呈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宗教维度，冲破和超越了蒋蓝既往的写作范式，因此，给论者在言说和批评这个特殊的文本时提供了不小的难度。刘再复和林岗在《罪与文学》中提出“现代文学缺乏对个体生命和个体灵魂的叩问”，原因是“中国文化本身缺乏灵魂叩问的资源”。批评家刘剑梅则干脆如此直言：“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以宗教维度为最弱”。鉴于《蜀人记》鲜明的灵魂书写特点，为此，从宗教的维度，观察和思考《蜀人记》在大散文写作中呈现出来的难能可贵的“灵魂的叩问”，不失为一种评论的路径。
三种叙事的糅合与进阶毫无疑问，《蜀人记》中的 13 篇作品，都打下了深刻的、原初的新闻叙事基因，这当然和蒋蓝作为一家报纸首席记者的身份以及承担大量人物采访和写作的任务紧密相关，事实上，这正是他文学叙事赖以强悍展开的不竭之源。鉴于当代文学叙事的诸多经典著作或多或少都以新闻叙事为源头的事实，比如王安忆的长篇写作《长恨歌》以及《匿名》，都来源于一则很短的社会新闻。我们首先得肯定《蜀人记》的诞生与新闻叙事之间存在的这种互嵌关系，然后再找寻蒋蓝在这种互嵌关系基础上向文学叙事以及终极哲学叙事或者说思想叙事的进阶方法，或许才可以破解《蜀人记》在大散文写作上与众不同的密语。
按照新闻叙事的惯有路径，蒋蓝获得接触和采访 13 位当代四川奇人的机会并不复杂，也似乎并不困难：报社的新闻线索、朋友的推荐、蒋蓝自己的发现并及时报题。在严密而且工序规整的流水线引导下，一切新闻叙事的开始和结果都在掌握之中。困难恰好在于，他如何在看似平淡无奇的线索里，发现人物灵魂的闪光点，并完成对采访对象的灵魂叩问。首席记者的火眼金睛？老江湖的披沙沥金？还有，熟于人情世故的棋高一着？既是，又不完全是。我想，作为作家的蒋蓝，在获得人物线索之后的精神预判，一定是超越了作为记者的蒋蓝的。
但我并不否认，蒋蓝原初的写作仍然有“完成新闻采访任务”的基础动因，当一篇新闻叙事完成了从采访本或者录音笔到报纸或者新媒体的融合报道之路后，蒋蓝的任务或许就结束了。毕竟，大千世界，新闻易碎，人物易忘。然而，作为作家的蒋蓝，在完成了新闻叙事之后，对他接触到的这 13 位人物生发出强烈的文学叙事的冲动，由是，记者退位、作家上场，他在新闻叙事结束之后，果断地开启了他的文学叙事。其中，“奇人”的经历之奇、命运之奇、行止之奇、语言之奇以及个性之奇，尤其是思想之奇，给予了他强烈的文学叙事暗示，或者说丰厚的馈赠，帮助他完成了从新闻叙事到文学叙事的进阶。
如果有意，我们大体可以在蒋蓝供职的报纸电子版里，检索到 13位人物在新闻叙事中的原初面貌。和《蜀人记》以出版物的形态呈现出来的面貌相比，新闻叙事的易碎变得有质地、易忘的升华变得更加深刻。从新闻叙事到文学叙事，脱却单纯的文字加工，有蒋蓝多次的文学重返和文学对话。人物的纸上命运，也完成了由新闻纸到文学刊物的转型与跃升。13 位人物的文学叙事，大多在《人民文学》《作家》等文学刊物上发表，但这仍然不是他们终极的命运。蒋蓝的灵魂采访和灵魂对话，以及随着人物命运自身的尘世演进，在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之间不断激发出来的灵魂共振，需要得到更匹配、更稳妥和更高级的安置。作为思想者的蒋蓝，开始在作家蒋蓝的文学叙事上，审视哲学叙事或者说思想叙事的可能性。事实上，他在开始原初的新闻叙事时，就已经密置了自己哲学叙事的企图，并在不经意间和被采访者完成了这个企图的合谋。
在《蜀人记》中，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合谋”的细节，或者说，这种作者和被写作者情感互动的细节；另一方面，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或者说“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的古典传统在发挥作用，蒋蓝对所有被采访者的“仰望”，非是采访者作为迷弟的“盲目崇拜”，而是对思想境界高企者的服帖和敬仰。以蒋蓝的思想成熟度以及其所站“知人论世”的学理高度，他并不需要虚假的逢迎作为意外回报的筹码，他灵魂交予式的服帖与敬仰，和被采访者之间所产生的思想共鸣，早就超越了记者和新闻对象的关系，而上升为思想者交互对话的关系。
多年前，我曾经在起草四川散文年度报告里提出过一个命题：散文写作的哲学化。蒋蓝在《蜀人记》中，在完成了新闻叙事与文学叙事的糅合后，又率先完成了哲学叙事或者说思想叙事的进阶，这就使得《蜀人记》有了成为大散文写作哲学化倾向或者说思想倾向典型文本的某种可能。在《何夕瑞：斫琴记》《赖雨：雨夜白鸽记》《何洁：青峰山记》诸篇里，都有着这种哲学化或者说思想化倾向。
以上是我们解读《蜀人记》的文本逻辑。
两种精神的揭橥与强化，那么，我们必然要面临一个核心问题的叩问，即《蜀人记》从新闻叙事向文学叙事并最终向哲学叙事的终极进阶，究竟意图何在？或者说，蒋蓝将 13 位人物从新闻纸向文学刊物并最终向出版物的安置，究竟要完成一个怎样的使命？
不要忘了书封上除了“当代四川奇人录”这个副书名之外的另外一个提示：纵目之光，续接蜀人精气神。我认为，这正是本书的书眼所在。如果说，三星堆出土的纵目之神，言说的是从上古到近代的蜀人精神，那么纵目之神之后，当代蜀人的精神，究竟需要到哪里去寻找？很显然，历史与文献只能是参考，续接的当代蜀人精神，只有在当代蜀人中去仔细打捞。大人物或者名人固然存在着一定的打捞价值，但小人物的尘土与烟火气息，
或许更有打捞价值。蒋蓝出身市井，深谙这种打捞的逻辑。就像长期行走于田野之间的捕鱼者，他只需要打量一眼水田，就可以知道是否有鱼虾蟹龟的收获。城市化或者工业化驯服后的河滩地，只能寄养娇生惯养或者气息奄奄、毒化或者异化的观赏型水产，远不能用生猛或者生龙活虎形容之，至于营养，则就根本谈不上。
读完《蜀人记》，我认真做了一个人物谱，将书中 13 位人物的名字、职业身份或者特征，尤其是其精神世界，进行了详细的梳理。陈望慧的执着、硬核以及基于让村民共同富裕的爱意；何夕瑞对斫琴的热爱、敬畏与一丝不苟；赖雨对和她一样的弱者的爱以及作为诗人的天性的孤独；冯春对长漂的执念以及基于这种执念之上的国家荣誉；高叔先作为萤火虫的养护人和守护者对大自然的爱护；李西闽作为一个新蜀人对蜀人的爱与回报；何洁作为一个佛教徒的慈悲、宽容；龙志成作为一个当代铸剑师的执着；龚氏对圆扇技艺的勤奋、精细与爱；何玉涛以一个当代孝子所诠释的善良、孝道以及爱与责任感；罗成基作为一个师者的爱与责任；陈子庄的刚毅、圆融、智慧与超脱的爱；聂正远作为红军墓守护人的爱与责任。将他们的精神与性格合并同类项之后，我惊奇地发现：爱与责任，是两个高频度出现的热词。我似乎从蒋蓝糅合了新闻叙事、文学叙事与哲学叙事的写作中，发现了他的企图，破译了他的密语：所谓纵目之光的接续，不外是爱与责任两种精神的揭橥和强化。
正如“安逸和巴适”，早就不能代表当代蜀人的精神世界一样，“乐观包容”“友善公益”也只是当代天府文化、蜀人态度的一部分。爱与责任作为一种很具有代表性的当代蜀人精神，正是温暖美学的生动体现。这一点，倒是与评论家敬文东在本书的序言里所表达的不谋而合：唯有有温度的讲述方式才能更好地让读者心动。现在，我们似乎可以说：蒋蓝在《蜀人记》中呈现出来的温暖美学，正是他对爱与责任两种精神的揭橥和强化。
这是我们解读《蜀人记》的思想逻辑。
一个价值的接通与高扬何平先生在《散文说》（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里，提出了一个具有思辨性的文学命题：散文应该不应该有其接通普通人性和人类普世价值的通道？散文应该不应该有自己的核心价值？
我觉得，现在是到了该对这两个问题进行系统回答的时候了。当然，不可避免地，或者说，当仁不让地，我们还是需要依赖文学的方式做出回答。现在，我依赖的正是《蜀人记》作为文学样本的价值逻辑。
用蒋蓝自己的话来讲：“留在我身心的伤痛与惊骇，应该就是思想的面目。现在，山巅上的白云突然溢出了墨汁，我确信，它就是思想的再一次君临。”不要忽略了这样的修辞暗示，他是在浅表层的人物经历叙事里，精心布置深层次的、接通人性和人类普世价值的通道。近而言之，爱与责任的当代四川奇人精神，接通了成为当代蜀人共有的群体精神的通道；远而言之，鉴于 13 位四川奇人的广泛代表性，当代蜀人共有的群体精神，极有成为当代中国人共有的群体精神的价值；推而广之，爱与责任，正是经过淬炼与磨砺的当代中国人精神向人类普世价值的一个文化贡献。《蜀人记》所承担的文学使命，深意正在于此。
到此，我再一次注意到，这 13 位四川奇人生命存在或者凋谢的背后，深刻缠绕着的“国家”“民族”等大词和伟词概念，这远远不是用来仰望的，而是出于灵魂叩问意义上的真诚。对散文而言，真诚已经是最高标准的价值逻辑。蒋蓝用真诚托起的文学样本的价值逻辑，就此通过《蜀人记》这个文本，得到了牢靠的巩固。从普通人性向普世价值的接通，这是《蜀人记》作为散文样本的价值逻辑。
我相信，未来还将有更多的散文样本，要以“爱与责任”作为关键词，接通普通人性和人类普世价值。《蜀人记》作为先行者，通过“自我的完善”，照彻了灵魂叩问之旅的过去与未来，一个“摩肩接踵”的当代文学书写场景已经豁然开朗，“道可致而不可求”的奥义到此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