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林白水的一生，不仅是办报的一生，更是为平民办报的一生。对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追求，使我国当代媒体的平民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而林白水办报过程中所体现的最广泛的平民定位、贴近平民的传播内容及“明白如话”的传播语言，无疑对当代媒体的平民化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林白水；平民；平民化
“仆从事新闻，已逾三十载，硁硁自守，不敢以个人私便之故，累及神圣之新闻业，海内知友，类能见信。”[1]313林白水三十年如一日，以手中的笔为武器，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和新闻事业书写了浓重的一笔。谈到林白水对我国新闻事业的贡献，有人感叹他对新闻文体的贡献，有人景仰他对新闻真实的坚持，等等。而笔者将要重点论述的则是他自始至终一直固守的平民化的办报思想。
平民化的办报思想源于强烈的平民意识。“平民意识”，是自觉追求作品的群众性，自觉地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自觉地追求生活中的真、善、美的一种职业意识。[2]
因为平民意识的存在，林白水坚持用白话办报，不断改革文体，在报上疾呼“天下是我们百姓的天下”，且最后不惜卖文救报——“艰难缔造，为平民作一发抒意见的代表”。[1]313林白水的平民意识之强烈，报纸的平民化之彻底，由此可见一斑。也正是在林白水的引领下，在我国的近代报业史上才出现了面向平民的白话报热潮。1925年12月4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表示：“说到《杭州白话报》，算是白话的老祖宗。我从杭州到上海，又做了《中国白话报》的总编辑，与刘申培两人共同担任。中国数十年来，用语体（即白话）的报纸来做革命的宣传，恐怕我是第一人了。”[3]
进入当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中，中国媒体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追求，给了媒体平民化新的动力。有学者提出，“平民化浪潮在当代中国媒体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初。1993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开播，其中《生活空间》板块第一次将记录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作为常规工作，‘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吹响了电视媒体平民化的号角”。[4]而近两年，随着和谐社会和构建“三贴近”的提出，传媒平民化的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陈力丹教授在《2005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12个新鲜话题》一文中指出，“2005年关于电视传播内容的分析，‘平民化’仍然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5]
温家宝在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平民，平民的素质关系到一个国家整体国民的素质。因此，当代媒体的平民化对媒体及社会都有着极重要的意义。而林白水的平民化思想对当代媒体平民化的启示主要表现在受众定位、传播内容及传播语言三个方面。
一、“平民”的界定及媒体的受众定位
平民化媒体的首要特征，就是其将受众定位于“平民”。因此，要想实现媒体的平民化，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对“平民”的界定问题。对于“平民”这个概念，没有统一的标准，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具有不同的含义。
我们可以从林白水对报刊受众的定位看到他对“平民”的理解。创办《杭州白话报》，林白水是以“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以及那些当兵的兄弟们”为对象的。[1]114蔡元培在创办《俄事警闻》时，曾极力推荐林白水当主笔。林白水一再推托，原因之一就是“他想独立创办一张白话的报纸，像当时自己在杭城办《杭州白话报》一样，让妇女、儿童、农民、店员、小贩、苦力等都看得懂，或听着也懂”。[1]166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中国白话报》。
由此看来，“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以及那些当兵的兄弟们”等等下层百姓就是林白水眼中的平民。在黄瑚撰写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一书中，就是将白话报刊的产生原因归结为“为了向下层民众宣传革命主张”。[6]
一百年过去了，“平民”的具体内涵已经有了变化，但是，“平民”仍主要是指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普通百姓。中国官方的统计资料显示：中国高中低收入户的比例呈金字塔形。2000年，城乡高收入户占总户数的2%，中收入户占18%，低收入户占80%。[7]可以说，就是这80%的低收入户与18%的中收入户共同构成了我国当前的平民阶层。温家宝所强调的“平民教育”就印证了这一点。所谓“平民教育”，是面向普通老百姓、面向广大中低收入者的教育。[8]因此，当代媒体平民化也应该是面向这98%的中低收入阶层的。
而在这些平民人口中，农民占到了绝大多数。温家宝说，中国有13亿人口，9亿农民，平民的比重更高。所以，媒体平民化的一大任务就是要深入农村、深入农业、深入农民。相比林白水对“种田的”的重视，我国当代媒体对农民的关注度明显不足，而且这一点仍然未引起力争平民化的当代媒体的足够重视。
我国有2000多种报纸，却只有一份是面向农民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且作为我国唯一一份面向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综合性报纸《农民日报》，年发行量只有100万份，而它所要服务的是我国多达9亿的农民，平摊下去相当于900人拥有一份报纸，而实际上大部分贫困地区的农民根本无法接触到任何报刊媒介。而广播电视方面，在我国已注册的各类电视台中，“开办”对农栏目的只有1%；省级电视台中，只有十五六家开办了农村专栏，与450家注册的各类电视媒介相比，开办率只有4%。[9]一系列的数字和对比，充分说明作为平民主体的农民在媒体中的弱势地位。
事实上，我国当代媒体的平民化，主要面向的是居住在城市中的普通百姓——“市民”。而“市民”和“平民”明显是两个概念，市民是平民的一部分，尤其在我国现阶段，只是比例很小的一部分。无论是以《华西都市报》为代表的都市报，还是以《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民生新闻节目”，都纷纷打出了“平民化”的旗号，却不约而同地把目光对准了市民。必须承认，他们确实是在向平民化的方向努力，受到了市民群众的喜爱，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当代媒体的平民化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但是，他们将“平民”等同于“市民”的片面认识，注定了当代媒体的平民化要遭遇瓶颈。现如今，都市报市场的硝烟四起，同质化的竞争无处不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正如许多企业、商家纷纷向农村市场进军一样，当代媒体的平民化运作也该考虑向农村延伸了。温家宝对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提出的“穷人经济学”赞赏有加——“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农业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穷人的经济学。”[7]
由舒尔茨的观点我们不难推导出：我国大多数人口是平民，如果我们懂得了平民的媒介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真正重要的媒介经济学原理；我国大多数平民在农村，如果我们懂得了农民的媒介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平民的媒介经济学。
二、传播内容“三贴近”
“内容为王”，是媒体出奇制胜的法宝。媒体即使定位于“平民”，但如果制作不出平民化的内容，媒体的平民化仍是一纸空谈。平民受众所特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特点，要求媒体必须为他们量身定做内容。“想平民之所想，急平民之所急”，这是媒体平民化的必然要求。
创办《杭州白话报》伊始，林白水就写了一篇《论看报的好处》。在此之前，杭州城还没有一张办给老百姓看的报纸，人们自然也不知道看报的好处。《论看报的好处》可以说是非常及时地告诉平民百姓——“天天看报，会慢慢地伶俐起来，也会慢慢地和好起来。做百姓的又伶俐，又和好，此外还有很多说不尽的好处哩。”于是，贴近百姓的话题频频出现——“妇女放足，破除迷信，禁止鸦片等等”，正是这些平民的内容，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平民的生活。很多老太太、少太太在这些内容的激励下，烧了裹脚布，纷纷放足。全国第一个“妇女放足会”就这样在杭州成立。[1]114
在《中国白话报》“论说”“历史”“地理”“传记”“新闻”“实业”“科学”“小说”“戏曲”“歌谣”等十几个专栏，更是力求更全面、更深刻地反映平民百姓的需求。[11]167~168而且与《杭州白话报》的改良宣传相比，《中国白话报》更紧跟时代的脉搏，具有鲜明的革命意义。而《新社会报》也是经常登载有关平民生活的新闻和评论，但林白水并没有忽略国家大事，他的时评，多半还是有关国内外重要事件的。[10]毕竟，这些国家大事与平民的生活是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的。
相比之下，当代媒体在平民化的过程中，也着眼于普通百姓关注的话题，满足了一部分平民的部分需求，为一些百姓解决了某些现实问题，但是，他们传播内容的角度和深度离平民化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有的甚至走上了低俗化的道路，离平民化越来越远。
《羊城晚报》既是一张省级报纸，又是一张大型综合性晚报。在近五十年的报业发展中，《羊城晚报》三次改版，力求与老百姓越贴越近。但当陈力丹教授应邀为其最近一次改版做出评价时，通过选看2006年2月17日~23日一个星期的报纸，他发现：“《羊城晚报》改版后，虽然在拓宽报道广度与加大报道深度方面颇见成效，但反映市民生活的新闻似乎仍嫌不够。”举例而言，2月23日《羊城晚报》的整个头版一共刊登了十篇文章（有消息，也有特写），而报道领导人活动或转述领导人言论（提案）的竟达七篇之多。其余三篇中，《羊城晚报改版双赢》一文是报纸对自身的报道，真正反映市民生活的新闻，只剩下两篇，但还有一篇毫无时效性可言。[11]
在我国的报业版图上，《羊城晚报》是绝对值得重视的一个点。《羊城晚报》尚且如此，我国报业“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脱离群众”的情况可见十分严重。但是，如果说很多媒体的“三脱离”是主观因素占主要原因的话，那么少数民族报纸主要因客观原因造成的“三脱离”也必须引起重视。
与报业发达地区相比，少数民族报纸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字报纸的采编人员数量少、素质低，难以真正深入广大民族地区进行采访。加上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落后，通讯员队伍基础薄弱，自然来稿较少。因此，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文字报纸的编辑大多靠摘译汉文报来填充版面，造成报道内容陈旧，缺乏个性与特色。[12]
因为“三脱离”的存在，国家旗帜鲜明地举起了“三贴近”这面大旗，为当代媒体的平民化指明了方向，即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与这种“三脱离”同样严重的，还有媒体低俗化的问题。必须承认，媒体低俗化是对媒体平民化的极大讽刺。正所谓“物极必反”，但在过度追求最广泛平民大众的阅听率的时候，媒体就很容易在有意无意之中滑向低俗化的那一端。
诚然，平民百姓的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素养比较低，使得他们容易追求一些轻松、娱乐的信息。但是，这绝不是平民对媒体的根本要求。农业部完成的《媒体传播对农业政策执行和科技推广影响》的研究表明，农户关心的报纸内容，首先是农业政策信息，其次是新闻、市场、法律、种植、养殖类信息。[13]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都潜藏着这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从低层次到高层次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人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来的对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一般来说，人的需求满足方式是阶梯式的，低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就会向高一层次发展，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
因此，对于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平民来说，与他们的生产生活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信息需求迫切地存在着，媒体有责任也有能力满足他们的需要。当各大媒体用大篇幅对“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的调整”进行政策解读、宏观分析时，新浪网在房产新闻中做了专题“央行上调贷款利率，能否抑制高房价”，直接切中了老百姓最关心的房价问题，不管是新闻报道还是业界观点都不离房价，很好地体现了其平民化的追求。[14]新浪的做法无疑为传播内容的“平民化”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三、传播语言“明白如话”
“明白如话”，是林白水对报纸语言的根本要求。内容需要靠语言来传播，平民化的内容就要求必须要有平民化的语言与其相对应。如果内容看不懂或听不明白，那么媒体向平民的传播注定是无效的。
林白水在刚开始办报的时候就意识到，要办成大家都爱看、都看得懂的报纸，就必须把文章写得如说话一样明白，并因此给报纸取名《杭州白话报》。[12]113为了最广大的百姓能看懂，即使在为《俄事警闻》等报纸写文章时，其他同仁都在使用文言体或半文言体，而林白水却始终坚持用白话文，一如既往地做他的“白话道人”。
平民化，同样要求当地媒体用群众性语言、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传播。2002年，《经济日报》在对4次大规模的“读者评报活动”中回收到的近5000份“读者评报”调查问卷统计分析后发现：在“印象最深的经济报道”一栏（由读者写出稿件的标题），获得读者提名数量最多的50篇稿件，绝大部分都是把经济专业知识与新闻化的通俗生动表达融为一体的经济报道作品；在附上了对“好在哪里”分析的近400封读者回函中，70%左右都有这样的评价——“既专业又通俗易懂”、“有深度也读得懂”；在“建议”栏中，有一些读者明确提出，希望在语言通俗化方面继续努力。[15]由此可见，当代媒体传播语言的平民化任重而道远。
较之社会新闻，经济新闻、科技新闻等更需要进行语言的转换，将专家的专业术语转化为通俗用语，将抽象概括的理论分析转化为形象生动的具体表述。《华尔街日报》的一位总编曾经指出：“二流的记者能把事情向专家说请楚，一流的记者则能同时把事情向一个小学生讲明白。”
而与报纸相比，电视声像并用，更容易让老百姓听得懂、看得明白。但事实上，低收入地区农户对电视中播放的新技术，能基本理解的仅占调查户数的36.8%，而大部分则不理解。[13]因此，与林白水的“明白如话”相比较，无论是经济新闻还是科技报道，无论是纸质媒体还是广电媒体，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需要指出的是，媒体要想在语言的平民化方面有所突破，也必须做到“三贴近”。记者、编辑等新闻工作者文化层次相对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文化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如果他们不主动深入到群众的实际生活中，就无法了解“平民语言”，也就很难掌握并熟练运用他们的语言和表达方式。
四、结语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尽管林白水“和不少历史人物一样，也有他的局限”，[16]但他办报生涯中所秉持的平民意识和心系平民、笔写平民的作风却无疑是需要加以肯定并值得当代媒体认真学习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1949-2010）”（项目编号：IIBXW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白润生，中央民族大学；吴清芳，内蒙古鄂尔多斯服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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